毕业典礼期待政治家的声音

　　正如我们所期待，典礼的教育作用在高等学校日益得到重视。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先生精心准备的演讲打动了在场的7700多名学子，其演讲内容也在多种媒体广泛传播，发挥出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与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一样，李培根先生是一名科学家，这篇演讲展示出李培根先生由科学家向教育家的转变。由于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已有的成功在潜意识中带来的自负，愿意潜心学习、虚心探索并能完成这种转变的科学家并不多，这使得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对教育家的渴望。教育家的稀缺是“根叔”能够迅速走红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大学的典礼中，我们听到（或者说看到）了“根叔”的演讲，这是一名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演讲。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中，我们已经连续多年听到了朱苏力先生的演讲，这是一名法学家或者学者的演讲。

　　当然，我们在典礼中也听到了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新东方公司总裁俞敏洪的演讲，这是企业家的演讲。

　　今年5月2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从纽约赶往纽黑文，其专车在纽黑文以北梅里特大道被后车追尾而发生“车祸”，“车祸”甚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克林顿冒着车祸的风险是为了到其母校耶鲁大学参加2010届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克林顿作为美国前总统，是一名政治家。于是我们忽然注意到，我国大学典礼中不就是缺乏政治家的声音吗？

　　我们未来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可以由两条路径产生，一是本土培养，二是从国外引进。但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政治家几乎只有一条成长路径，那就是本土自我培养。由于未来的政治家需要有较为深厚的知识底蕴，因而大学就成为政治家成长的主要摇篮。以政治家为目标的学生在大学中可以从教授处学到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知识，比如《政治学原理》，但难以学到鲜活的、浸透经验的实践性知识。两种知识对于政治家的成长都是必要的，但大学教授显然缺乏第二种知识。

　　女士担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期间，北京大学曾邀请其作一个讲座。当时约400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门框玻璃都被挤碎，离女士一米处都席地坐满了学生。女士在那次讲座中谈到对外贸易谈判中的一些经历，谈到如何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外方斗智斗勇，动情处全场为之感染。那次讲座不但是一场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在于讲座为学生提供了鲜活的政治经验与智慧。

　　大学教育中缺乏实践性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应当请政治家到校演讲（或讲课）以弥补此欠缺；于此同时，社会必须形成成熟、顺畅的机制（如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机制），激励或安排在任的、离任的或者退休的政治家到高校传授实践性知识，一起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如果缺乏实践性的知识，我们未来的政治家们就不得不在实践中长时间自我摸索。与44岁的英国首相卡梅伦相比，我们的政治家无疑要年长一些，这一点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大学典礼中政治家的缺位，背后的原因在于高校，更在于社会相关机制的缺失。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未来政治家培养的总目标：“以提高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为核心，以中高级领导干部为重点，造就一批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勇于创新、勤政廉洁、求真务实、奋发有为、善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党政人才队伍。”但在实现以上目标的“主要举措”中，《纲要》却将重点放在干部在职培训上，而忽略了政治家成长的关键时期大学阶段。政治家的职后教育是必要的，但无疑太晚，政治家的培养从大学抓起才算正当其时！

　　克林顿、布莱尔、布什赶往耶鲁大学（还有许多其他大学），此其因也！

　　我们常常将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简单归咎于大学本身，实际高等人才的培养需要社会和大学一起努力，在政治家（还有工程师）的培养方面这一点体现得十分突出。构建出大学、社会一起培养未来政治家的体系，大学需要持续改革，社会也需要。在构建政治家到大学演讲（讲课）的机制方面，中组部尤其可以有所作为！

　　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的话，那是由于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让我们未来的政治家们看得更远，必须让现在的政治家蹲下来作为人梯，让年轻的大学生站在自己的肩上！我们期待明年、或者后年，在大学典礼中听到、、等政治家的声音，期待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我们未来的政治家们能看得更远！